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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论坛 http://www.izhen.cn/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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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is millennium dawns,
这个新千年开始的时候,纽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这个星球的非官方经济首都。但在我们对自己感到太满意之前,去审视一下中国中部已经没落的开封市也许是有价值的。
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
开封,一个淤泥阻塞的黄河边上的古老城市,1000年的时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你从未听说过它,那对很多美国人是有价值的警告-正如中文标题提到的,繁华如过眼云烟。
As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作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权,美国也许认为这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回顾历史,这种霸权之短暂令人吃惊,对于单个城市而言尤为如此。
My vote for most important city in the world in the period leading up to 2000 B.C. would be
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我同意伊拉克的乌尔是这这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没有什么出色的城市,尽管可以举出黎巴嫩的西顿作为候选。公元前500年,古代波斯的波斯波利斯;公元1年,罗马;公元500年,可能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中国开封;公元1500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纽约;公元2500年,也许不会是以上城市中的任何一个。
Today
今天的开封肮脏贫穷,甚至连省会都不是,小到连一个飞机场都没有。它的可悲的现实强调了命运如何变化。在11世纪,当它还是宋朝的首都时,它的人口超过了100万,而那时伦敦的人口才有大约15000人。
An ancient 17-foot painted scroll, now in the
在北京的故宫,一幅
那时开封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们,包括犹太人。甚至今天,这里还有人自认为是犹太后裔,不吃猪肉,虽然和其他开封人相像。
As I roamed the
当漫步开封时,我询问当地人为什么一个国际中心会如此没落。我意外地遇到了对纽约的足够多的羡慕。一个人说他已经被安排好偷渡去美国,并为此花费了25000美元,但是很多当地人坚持中国会复兴,并且恢复它的曾经的历史地位。
said Wang Ruina, a young peasant woman on the outskirts of town. Give us a few decades and we'll catch up with the
“中国现在正在急速发展”,一个城郊农民妇女王睿娜说。“过我们几十年,我们会赶上美国,甚至与超过它”。(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估计有可能是某部门的同志在演戏)
She's right. The
她是对的。美国100年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很多快速发展显示中国将在15年内超过我们,如果用购买力指标评价的话。
So what can
那么纽约能从开封学到什么东西呢?
One lesson is the importance of sustaining a technological edge and sound economic policies. Ancient
一个教训是持续的技术优势和健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古代中国繁荣部分起源于商业增长(翻译可能不太准确),贸易政策和技术发明,比如曲面铁犁,印刷和纸币。但是中国转向了轻视贸易商业,在之后的600年内平均个人收入停滞不前。
A second lesson is the danger of hubris, for
第二个教训是自满的危险,中国认为从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这就是没落的开始。
I worry about the
我担心两个教训都存在的美国。我们的经济管理如此懈怠,以至于我们不能面对农业补贴或者长期的预算赤字。我们的技术是强大的,但是美国公立学校在数学和科学领域是二流的。美国缺乏了解世界的兴趣,那些勤奋,动力和决心正在鼓动中国日益向前。
Beside the
黄河边上我遇到了一个70岁的农民王浩,他没有上过一天学,甚至不能写他的名字,但是它的子孙却是不一样的。
Two of my grandsons are now in university,
he boasted, and then he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computer in his home.
他自夸道“两个孙子在大学读书”,然后他开始谈论他家里的计算机。
Thinking of
想一下开封,他正在极力刺激我们提升我们的高技术优势,教育水平和商业政策。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目前的荣耀,甚至像纽约一样伟大的城市也会成为哈得孙河边的开封,终将没落下去。
[转贴]人民网文: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刻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 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
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 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
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
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 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出口增加额的70%,*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的方便筷子总计约 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
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 约2000万少女被迫#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 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人到现在抬头看*人,小*真的成了“大*”;《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 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
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社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 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GDP完美保持27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几乎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 特殊利益集团阴影 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或能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更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7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社会现实状态的麻木。 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界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7年的磨合,已经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不仅不相互排斥,还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也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可能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旧的政治体制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容易指向各级政府及部分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改革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及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逐渐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凭借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部分领域的改革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 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19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架构“新”的体制。例如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机构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这些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只不过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延续下来。 利益再分配模式锁定 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异议或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 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地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中国很多改革决策渐渐变成了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被代表少数利益集团人的私人化的态势。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官、学、商结合神话 中国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实际通行的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府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7年改革中,政府行政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的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政府行政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行政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 1990年代以来,政府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行政权力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进行坏帐剥离,实际就是全民买单,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然而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尤其当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更是在不断加速。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种积累就不会停止。 单一的投资拉动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以来的全年投资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03年甚至接近50%。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皇帝的新装”式秘密。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低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1990年代中期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 畸形的经济结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将近一半要*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核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 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 开始“新长征”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府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府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 |
文章提交者:夜猫出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最近,一部题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 (Losers and Winners)的德国纪录片问世。这部以他者眼光拍摄的纪录片很能说明中国劳工的生存权益。通过电影画面在德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这种直观方式,“失败者还是胜利者”记录了这些中国工人在德国的经历-- 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收购了德国多特蒙德鲁尔区的凯泽斯图尔焦化厂,中国方购买的是技术,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废品价格每吨15欧元卖给中方的。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四百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这些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因为两百多年前美国西部修筑铁路时,中国劳工也是以其工资低廉但比其他国家的劳工更能吃苦耐劳而举世闻名。不过,这次付中国工人工资的不是外国老板,而是中国本国企业兖矿集团。否则可以被民族主义者控诉为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 如果按官方习惯用的宣传口径,肯定要说“中国工人以吃苦耐劳与不计报酬的工作精神赢得了所在国高管及工人们的尊重,大家翘起大拇指称赞‘中国工人好样的!’”--这类言论在中国的媒体宣传中从来就未绝迹。 接下来的镜头就是工人们在德国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未来希望了: 这些工人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工地食堂的“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他们省吃俭用,将攒下的一点钱留给家里,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接受教育,“做个白领”;每个月,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 这类情景中国人亦不陌生。当今到城市里打工的两亿多农民工,如果能够达到这些工人的生存状态已算是非常“幸福”了,比他们更糟糕的处境比比皆是,比如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四面漏风的工棚里,辛苦工作数月乃至更长时间却拿不到分文工资,追讨欠薪还要挨打甚至送命。哪有雇主愿意花心思给他们戴上大红花? 德国导演当然不会知道遥远的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每天听到的、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如何迅速、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将在20年内要赶超美国,人民生活正在迅速改善……即使到了中国,进入他们眼帘的也只是中国那几个“现代化橱窗”的美景。基于此,他们自然无法得知占中国人口80%左右的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如果能够得到每月四千多人民币收入,并通过省吃俭用寄回其中将近一半,已经是一个多么令人鼓舞且不易得到的机会。 最有意思的是负责该项目的党委书记莫立崎(他的梦想是早日坐上奔驰)对这种“血汗工资制”那种理所当然、充满自豪的感受:“毛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我觉得,德国虽然现在比中国好,但是如果不知道变动,迟早要被中国超过。” 那么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是失败者呢?导演吕肯认为这应该由观众自己决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拚命地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中国工人的生存状态首先证明了社会制度的失败,因为这一制度缺乏人性,国家财政的富裕是通过劳动者极不体面的血汗工资制度支撑起来的。而中国工人之所以成为失败者,那是因为他们承担了社会制度失败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分紧张的传递效应。而他们希望所在,即后代能够成为“白领”的梦想,也因为中国教育成本的高昂与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而变得遥不可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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