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的荣枯与开封的盛衰
汴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极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大运河的重要一段，而它的荣枯又与开封的盛衰紧密相连。
鸿沟的开凿与大梁的建都
汴河的前身乃战国时的鸿沟。鸿沟是战国时期陆续开凿成功的，是当时中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公元前364年，梁惠王欲称霸诸侯，从山西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开封市）。迁都后两次兴工开凿运河：公元前360年，魏国曾在黄河圃田(今中牟县西)间开凿一条大沟，引黄河水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凿运河用于农田灌溉；公元前339年，魏国又从大梁城的北部开凿大沟引圃田水灌溉农田，这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鸿沟的主干，以魏都大梁为中心，从今荥阳县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折向东南再经过陈的旧都(今淮阳县)，在今商丘附近注入颍水，而颍水下流注入淮河。另有丹水成为鸿沟的分支，从大梁东流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注入泗水；睢水从大梁以南自鸿沟分出东流，经过宋都睢阳(今商丘市东)，经安徽宿县，江苏睢宁县以北，注入泗水；■(此字是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岁字)水也在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向东南流，经过蕲(今安徽宿县南)而流入淮水。这样以大梁为中心，就构成了济、汝、淮、泗之间的水运交通网。大梁凭借优越的水利交通条件，初步显露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诸侯辐辏”的魏国国都。魏国灭亡后，鸿沟不断遭到毁弃，秦汉南北朝之际，这里先后出现过沙水、蔡水、汴水、官渡水、莨荡渠等名称的河流，尽管这些河流并不是一个河床，可走向都是自开封附近或南或东，大体上都是东南走向，流入淮河。开封可以说是黄河、淮河两大水系的一个联结点。
汴河的沿革及历史地位
《禹贡半月刊》载《隋运河考》指出：“《史记·秦本记》中记载，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河南通志·河防考二》：“河沟者，鸿沟也。《水经注》：阴沟本莨荡渠，在浚仪县(开封市)北，自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以灌大梁，谓之梁沟，于是水出县南，而不经其北，遂自梁沟为莨荡渠，亦曰鸿沟。汉名之曰汴渠、莨荡渠。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诏修汴渠。嗣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此渠渐淤塞。至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伐后秦，始开汴渠。宋书武帝纪：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此即后来隋之通济渠也。”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挖掘，以不到六年便完成了。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得以沟通，全长两千多公里。它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东至淮海。对隋朝以后南北物资的交流，经济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共分四段。第一段是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长安)到潼关，长一百多公里。第二段是大业元年开凿的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荥阳县东北)引黄河水东南流，经成臬、中牟、开封、陈留、杞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壁，到盱眙北，达于淮河。同年，隋炀帝又征发淮南民夫十多万人开通山阳渎，引长江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与淮水通，通济渠连同山阳渎，全长一千多公里，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重要通道。第三段是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的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流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公里。第四段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的永济渠，引沁水东北通涿郡(今北京)。可见，无论从规模、长度或从地理位置上讲、通济渠在整个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通济渠在唐朝以后称汴河。
汴河——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通济渠(汴河）是公元605年3月21日动工开凿的，同年8月15日，隋炀帝就从洛阳动身乘龙舟去江都巡游，其间仅有一百七十一天的施工时间。征召了数百万民夫，民工不分昼夜在水中劳动，疫役交加，死亡竟达三分之二。汴河开凿以后，它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隋朝便灭亡了。唐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说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的重要作用，是在唐王朝统治的近300年间发挥出来的。唐王朝建都长安，但大批军需物资仍由江淮地区供给，这些物资都要由汴河运送至黄河，再转入永济渠。天宝以后，河北藩镇割据，唐王朝“赋取所资，漕运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权载之文集》卷四七)此时的汴河关系着江淮租赋能否送达中央，亦关系到唐王朝的经济来源是否有保障。唐人李敬芳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对汴河作了这样客观的评价：“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自德宗以后，东南江淮一带藩镇割据，四分五裂，一直到动荡不安的五代，汴河多次遭到战争的破坏，加上长年失修，只有在雨水充足的年景，才勉强可以通航。五代后期，分裂的局面又趋向统一，并从梁开始，以开封作都城，对汴河的修治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后周显德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连年征发民夫，大规模进行疏浚，以通漕运。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延续200年之久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立国的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实行中央集权政策，集重兵于中央以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粮食的需求便剧增。这样，宋太祖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方来建都，而当时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便是大运河北段的东京开封了。所以北宋王朝建都于开封，汴河及大运河的漕运交通之利实为决定性的作用。
北宋王朝时，通漕主要依*汴河。《宋史·食货上三》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汴河漕运粮食竟达八百万石，为北宋时期漕运的最高纪录。北宋时期的汴河已成了把经济重心的南方与政治、军事中心的东京开封连结起来的重要纽带。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汴河水势暴涨，太宗车驾出乾元门，亲临河堤督促防汛抢险，宰相、枢密等大臣劝他回宫休息，他却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之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汴河在北宋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由于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汴河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状况。《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地描绘了汴河上舟楫连樯的繁忙运输景象，据专家考证，“《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城楼，就是屹立于汴河南岸的‘上善东水门’”。(《史学月刊》《北宋东京上善门考》)
汴河的衰落
北宋末年，由于发运司使运粮的漕船更改了从唐代以来行之有效的转般法(根据运河不同季节的流量、水势及漕船特点，加以分段运输)改为直达运输，增加了漕运船只的损失，加大了运输成本，使汴河的运输量大大减少。宋徽宗政和年间，汴河河床逐年增高，航行大段搁浅，漕运颇受阻碍。靖康以后，汴河有时干涸月余，漕运不通。这时，每岁只能通航半年，虽然如此，昏庸奢侈的赵佶君臣，在江南各地大肆搜刮“花石纲”，进一步抢夺漕运的船只，阻塞漕运航道。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南侵，不久开封被围，汴河上游已是“堤岸关防，汴渠久绝”了。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金人曾利用汴河水道以舟师尾追。宋高宗为了阻止金兵进逼，下诏破坏汴河水道，南北水运于是遂告断绝。
北宋灭亡三十多年后，南宋派楼钥出使金国，往来都经过汴河故道，他亲眼看到汴河的荒废情况，从灵壁往北行不远，汴水断流，又30公里，至宿州，汴河河道更是淤塞得几乎与河岸相平，车马都在河道中行走，有的地方已盖起了房屋，汴河的河底也多半种上了庄稼。
周煇于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随贺金国生辰使赴燕京(今北京)，写了《北辕录》，其中说：“正月二十九日，盱胎置酒饯使介渡淮。午，至泗州津亭……少顷，联辔入城，夹道甲士执兵，直抵于馆。”“二月一日，(车行)六十里至临淮县，县有徐城……是日行循汴河，河水极浅，洛(疑当作汴)口既塞，理固应然。承平，漕江淮米六百万石，自扬子达京师(开封)，不过四十日。五十年后(北宋亡于公元1127年，至此整五十年)乃成污渠，可寓一叹，隋堤之柳，无复仿佛矣。”文章写淮北沦陷，汴河淤废，感慨今昔，不胜黍离之悲。汴河随着汴京的沦陷再也不复往日的繁盛了，真是“疮痍满目繁盛地，千古兴废两悠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