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楼上贴
我把刘昭正传真过来信件的“十四条”,逐一做了分类统计,逐条做了事实说明,传回了北京。刘昭正说:手写的报告传回来字迹不清,保江用了一天半的周日休息时间替我打字整理。(那时我打字慢。)再次传回。
刘昭正虽然在北京总部,也少不了受这件事影响,陷于窘境。 按当时的组织层次,我的报告是递不到上层领导那里的。要想逐级传递能递到总经理那里,那是幼稚小儿做梦。我只有越级。我查了北京总部的电话、部门和房间号的对应,决定把我的信件直发采购部传真机上(那时我还不属采购部),请接电话的王哲帮我把报告交给和采购部一门之隔的总经理助理彭晓春那里。(那时我还从没见过王哲,也不认识。她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永远不会忘。)当然,毫无疑问,彭总把我的报告直接交给了李红凯总经理。我通过这个渠道,三次把我的解释报告直送李总的桌上。
我的处境很艰难。刘昭正也很艰难,大有让人扫地出门的趋势。但刘昭正没有指示我离开富区。我等着怎么让人唾完了再跺出门去。我能做的就是改动住处,搬得离厂区远远地。我住到中心广场的宾馆,定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每天出车时第一趟车送我上班,早6:00出宾馆门—进车门—下车门—进办公楼门,收车最后一趟车接我回去,晚上6:00反过来顺序来一遍。(我在那里一直住到年底。)
后来,听刘昭正说,李总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反应器的监造和我的事....,当然这次会议直接涉及我的去留,不仅是在制造厂的去留,而且是在神华的去留甚至还捎带上刘昭正的去留。刘昭正说:会议从9:00开始,直到12:00多。如果不听李总从11:50以后的讲话,那就是完完全全地完了!11:50,李总一开始讲话,他们那前三个钟头讲的都算白讲了,李总一下就把形势全扳过来了!红凯老总说的大意是:这两个反应器是煤制油的核心设备,很重要。从现在掌握的制造厂的制造质量情况看,制造厂的状况并不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去信任他。富区的监造不是要撤回而是要加强。何工的监造工作是有成效的,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可以改正,但,人不能撤。红凯老总在随后和董事长的会晤中,说明:监造一旦撤出,缓和矛盾是暂时的问题,重要的是再也进不去的问题,是监造从此失控的问题。
张玉卓董事长就设备的重要性和对老同学的关心,亲自给制造厂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先生打了电话。
从这次会议以后,反应器组从区域项目属下独立出来,更名为重型设备监造组,直属煤制油项目主任组。
这算不算点曲折?算不算点险?可是这还没完。这点事还没有什么份量能让神华煤制油公司的总经理往富区去一趟。
神华方面也以集团公司的名义行文公函,盖上了集团公司的大章,特快专递,送交到制造厂集团公司办公室,声明:何*是公司派出的业主检验员,具有合同规定的一切权力,请制造厂配合工作,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神华的订货合同是美国代理方签订的,英文有效,全盘的国际模式。)我收到北京发来的副本,就打电话到制造厂集团公司办公室落实,直到证实快递签收。这个文件的副本我至今还保存着。
原本嘛,神华没有把我撤回去,制造厂某些人们也就是耍一回气,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以后将此忽略不计,各方正常工作也就什么都过去了。不是我们怕谁,也不是神华离开他们不行,是因为,既然这一单合同还要执行下去,我们看在玉卓董事长和制造厂吴董事长是***同学的关系,尽量回避与制造无关的纠纷。我想,不是我说红凯老总做事如何英明正确,这是任何一个人格成熟、阅历丰富的人都会这样处理。
出于安全考虑,我搬离住处,住的地方离厂区很远,并且是在早上还无人时就进办公室,宾馆6:30开始供应免费早餐 ,我几乎没有享用过。晚上回去有时还要熬夜写东西,夜里想要煮粥,(三把绿豆一把糯米加一大杯水。我是五毒不沾——烟、酒、饮料、方便面、牌,所以我不泡方便面,都。)我买了一个200W的小电炉,但没在办公室放,带回宾馆了。加上那些天 大家喝饮水机的水都拉肚子(虽然后来经过保江两次清洗,好了),我还给自己买了一个小热水器,在办公室用。三层螺旋、直径60mm,刚好放在方便杯和小锅里用 。我所以放在办公室用,是因为见隔壁办公室有一个大的电热水壶,他们没有饮水机,锅炉房没水时自己就用电烧一壶。我用那个热水器也就是煮一大杯开水,还经常就沸腾时打里一个鸡蛋。(我没有用它做过饭,因为过惯了单身,日常生活就是拿各种坚果、零食当饭。还有非常当事地、每天要用两个鸡蛋冲一大杯或一小餐盆水,任务型的喝一天。这已经是至今37年的习惯了。)
6月03号的早上,我按工作习惯,办完了所有文字整理、传真发回北京总部,也把带来的豆浆之类的早点吃完。看看7:00了,就拎了暖水瓶到后院锅炉房打水(我喜欢开锅的沸水,不喜欢饮水机的水)。因为那时不是该有人上班的时候,所以我出去时也没有锁门。7:15我回来,看到办公室门里门外有很多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径直进了屋子。
一个戴眼镜的,进屋问我:“你是**吗?”我说是。
他又说:“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偷拿厂里的军工焊条。”
我说:“什么军工焊条?我不知道,也没见过。”
那人说:“那,我们可以搜搜吗?”
我说:“那你就搜吧。”
那人伸手就拉开了坐柜的下抽斗。那里放着我从北京来时的戴的花布凉帽。那人拿起帽子从下边拿出一把焊条,有长、有短、还有折弯的。那人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不知道。”
那人说:“在你的柜子里,你会不知道?”
我说:“就是不知道。”
那人说:“这就是我们丢失的军工焊条。你涉嫌我们厂的军事机密,我们要调查、处理。”
我说:“我从没去过你们的军工车间,都不知道它在哪儿。如果你说我拿你的焊条了,你首先应该找车间调查,有人指认我什么时候在那儿出现过吗?既然是军事机密,那你们的焊条怎么保管的?!怎么可能让人拿走?!我都没到那里去过,我怎么会拿你那里的焊条?!”
这时,他叫过来另一个人,叫那人“过来取证”。那人拿着相机,就开始把焊条放到地板上拍照,把柜子、打开的抽斗、焊条、周边环境一并拍进照片里。(进行的迅速,让人不能不认为那是预谋好的拍照。)
另一个人过来,拿起帽子问我:“这是你的吗?”
我说是。那人又说:“你这两天放帽子时,没放这些吗?”
我说:“没。这帽子自从从北京戴着来扔进这抽斗里,就没机会再戴过,所以这个抽斗我也没有再拉开过。你可以问任何人,看有谁见我戴过这个帽子。”
这时,对面煤液化办公室的**进来了,说:我昨天把一袋鱼放到你们的冰箱里了,今天回大连,我来拿鱼。(他昨天说给他在大连的热带鱼买的小鱼,找不到冰箱,又怕鱼坏了,所以先放到我们办公室的冰箱里存着。)
那人又问:“这坐柜是你的吗?”
我说是。那人说:“你就得负责。”
我说:“如果是我上锁的柜子里找出你们要的东西,我负责。这个柜子没上锁,谁都可以往里放东西,它出事,我不负责。”
那人又说:“这是不是你的办公格?这个柜子在不在你的办公格里?”
我说:“它是在我的办公格里,但这个坐柜上是放传真机的,公用的,谁都可以进来。”
这时,那个戴眼镜的又搜出我的热水器,说我违反用电规程,非法用电,说非办公用电要办理用电手续,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在这儿做饭。我说没做过。他说要没收。我说:想收就收吧。这时,到了上班时间,人越来越多。
我拉开了冰箱,那里有油盐酱醋*,外边窗边还有电热锅。我对那人说:“这儿有人做饭,你看,什么都有,你一块收走吧。”
那人不要,说:“我们只搜查你,不搜别人,只收你的,不收别人的。”
我说:“既然用电非法就要全都收走。”我拿出来给那人,他躲着、就是不要。我说:你不要我也要送走,遵守规定,人人平等。我就把那一堆东西送到对面煤液化办公室里了。(后来,那一堆东西的主人曲**把它们又都拿回去了。)
这时将近8:00了,神华的人开始来了。保江进来一看,就连声问:“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我把事情给保江说了一遍。保江问他们:“你们是那儿的?你有搜查证吗?这是神华的办公室,你们通知谁了?”
他们没有搜查证,出示的是传唤证,内容是我违规用电。他们是厂里公安处的。我拿起那张传唤证,放进传真机里,按动按钮、传回北京了。(那张传唤证的原件,我至今也还保存着。)
他们要把我带走。保江说:“不行。人不是你想带就能带走的。这事得通知北京总部。”
我给北京刘昭正打电话,说了这儿的一早上的事。刘昭正让我把电话给公安处的人,据后来刘昭正告诉我,他给公安处的人说:你们干什么审查审问都可以,但不能搞人身伤害。这是底线。刘昭正又让保江接了电话。
保江跟我一起去他们的公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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