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为何能整营歼敌？

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为何能整营歼敌？
转自：红二十八军网络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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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以高敬亭为首成立了新的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五军时期成立过红二十八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敌后游击战争。

与红军主力长征后其他游击根据地红军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红二十八军始终具备消灭敌营级单位的作战能力，从而使鄂豫皖根据地成为吸引国民党围剿部队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二十八军歼灭敌军达18个整营、15个整连，即令在最艰苦的1937年，也保持了歼灭敌人5个营的出色战绩。（见《附录》）

应该说，与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相比，红二十八军是经历了两次主力部队离开根据地的“筛选后筛选”的“剩余”，素质似乎本来应该不高。那么，她为什么反而能够具备其它南方红军游击部队所不具备的能力？从军事学角度看，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现象，值得探讨。

从军史资料和与红二十八军老人交流中，笔者感到有这样几点基本经验可以总结：

1、变“包袱”为财富，提拔任用了一批优秀指挥员。与中央红军类似，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时，给红二十八军留下了一批“包袱”——即所谓的“不可*对象”。像留下任过师级干部的高敬亭、方永乐、丁少卿、梁从学、林维先等五位干部中，由于鄂豫皖苏区长期形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不良作风，其中竟有三位是“肃反对象”。中央红军对于不可*对象采取的“歧视政策”，将他们留在原苏区，致使许多优秀指战员无谓牺牲。而高敬亭对此则表现出一位革命领袖的良好素质，在残酷的斗争形势面前，他总结经验教训，尽管肃反扩大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但毕竟开注意始使用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像上述丁少卿、梁从学、林维先等被肃过反的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重用，都曾任过独当一面的将领。在这批有指挥经验的干部的带领下，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2、保持了营或营以上编制。红军主力长征后，其他游击根据地红军部队尽管开始也有大规模的编制，例如中央苏区的24师，原方志敏部队改编的10军团（下属19、20、21等师）、湘鄂赣军区的16师等。但经过数次作战的重大失利后，到1935年初，都基本不再保持这种“正规军”编制，均以“军区”、“独立部队”（独立师、独立团等）、“支队”这类“以虚掩实”的编制出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部队无法形成有实质意义的营或营以上战斗力单元。而与之不同的是，红二十八军自1935年初建军起，就始终保持着实际上的营或营以上实质性编制，并以之为单位进行作战活动。其最初集中活动时的编制，实际上相当于五个营级单位：244团的三个营，八十二师特务营，红二十八军*团；在最困难时期（1937年春、夏期间），也保持了三个营级单位的编制；多数时候是四个营级单位。这就从编制上建立了与敌营级单位对等的基本作战能力，进而也就具备了整营地歼灭敌军的作战能力。因此，只要是带了营级部队活动的指挥员，不仅是高敬亭、方永乐这些军、师级领导，就是林维先、丁少卿、詹化雨等团、营干部，都在不同场合单独指挥过对敌军营级单位的作战。比如说1937年与敌三十三师的两个营作战，就是詹化雨独立指挥的。

3、注重兵员素质，形成了以少胜多的强大战斗力。红二十八军的老同志们都爱这样夸赞他们所佩服的战友：“XXX厉害，他的*法几乎是百发百中。”部队中普遍以那些作战机智勇敢、*法准、格斗能力强的干部战士为榜样，并都在有意无意地摹仿和学习这些同志，形成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有的“英雄文化”，这对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确实，红二十八军中的“神*手”比比皆是，众所周知的方永乐“一甩手就可以打下电线杆上的‘瓷葫芦’（瓷绝缘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同时，部队首长也非常重视作战、指挥能力提高，甚至还在频繁的战斗中对战士进行军事技术训练，例如，方永乐就曾把一个东北军机*手留下来给机*手当教练。所以，在多数情况下，红二十八军用一个营的兵力，就基本上可以消灭国民党军普通部队的一个营，甚至还能以少胜多。在抗战开始后，红二十八军所编成的新四军四支队，之所以对日军作战能力比较强一点，也不是偶然的。